清代书法家郑簠
时间：2022-08-26 22:22:47
阎若璩称郑簠是书坛“圣人”，把他与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大儒并列。郑簠少时便立志习隶，学汉碑达三十余年，为访河北、山东一带的汉碑，倾尽家产，家藏碑刻拓片四大橱！可以说，郑簠对于隶书的热爱，是骨子里的。
郑簠虽是一介布衣，但 “无论识与不识，皆知白下有谷口先生者”。他结交友人就是通过他的隶书，学者朱彝尊对郑簠的隶书倾心不已，他认为郑氏能做他的老师，更将他视为本朝第一。就连他的“曝书亭”也到处悬挂郑簠用隶书所写的匾额、楹联等。这样的待遇，在整个书法史上，郑簠可能都是第一人。
郑簠擅长隶书，也精行草书，还善长篆刻。他的隶书初学明末清初的宋珏，后来改学汉碑，《史晨碑》和《曹全碑》对他影响颇深。郑簠所写的字大小虽相近，但粗细、疏密却富有变化，规整多姿，既有《曹全碑》的特点，又有飘逸奇宕的新意，世人谓之“草隶”。对同时代及以后的书家都有相当的影响，承袭其面貌的书家约有10多人，他因此成为后代谈论清初隶书的标杆。
郑簠一生只写隶书，可见其执着。他的书风飘逸、优美，个性很强。郑簠的个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
一是一生不入仕途，以行医为生。
郑簠一生不曾出仕，他是名医郑之彦次子，深得家传医学以行医为业，医术在当地相当出名，直到晚年仍每天“以医道应酬”。有段时间因为生病的人很多，还使得他萌生了逃避当医生的念头，好友李渔为此作诗讽劝过他。
二是他作书不仅要喝酒，还要燃爆竹。
靳治荆称郑簠的隶书为“草隶”，与赵宧光的“草篆”一样，都是独步一时。他曾经亲自观郑簠作书：“常见酒酣起舞，白雪在窗，红烛在几，墨池鱼龙，跃跃欲飞，更发爆竹数声以作其气，然后攘袖濡毫，对客谈笑，挥洒所积大小若干幅立尽，犹盘礴有余勇，坐客叹服。”
书法家酒酣作书的人，历史上很多，但而作书时还需要燃放爆竹来振奋其气的，除了郑簠，恐怕找不出第二人。
作为一生只写隶书的怪人，郑簠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关于汉碑与隶书创作的心得。首先是学习隶书必须取法汉碑。他曾长时间学习宋珏的隶书，最终发现去古愈远，于是深悔从前，开始向汉碑学习，还劝勉那些学习书法的人，不要走弯路，要“朴而自古，拙而自奇”，不要把追求矜奇为目标。不过，他认为只有兼备法度的碑刻才具有取法的价值，尤其是对于初学隶书的人来说。从方整平正的汉碑中，才可见隶书的精髓。
他写隶书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写隶书要讲究法度，也要不拘泥于法度，不然就会丧失生动。汉碑是古雅之中饶有生动之趣，如果一味方整，则会少于风致。他特别推崇《礼器碑》，认为它笔力瘦劲，自成一家。因此在汉碑临习与隶书创作中，保持结字方正朴质的同时，他还会通过用笔、速度、节奏的变化，获得奇怪之姿与飞动之势，让作品更有“神气”。
宋琬这样形容他作书时的场景：“泼墨淋漓四座惊，咫尺苍茫风雨至。” 孔尚任说他能让群观者耳目精神。方朔还曾以“沉着而兼飞舞”来形容郑簠的隶书风格。足见郑簋的书写过程，极具感染力与表现色彩。
第三个心得是始终将“书写性”视为隶书的魂灵，讲究用笔中的起落、筋骨与呼应。郑簠隶书最强调书写性与写意性：“世人作字只是写得皮毛，作字用笔，固有起落，然上下四旁之间，必有脊骨，必有筋力，必有首尾，方有神气，不然终不成家。”
郑簠的隶书飞动，影响的书家有扬州八怪中的金农等人，碑学巨擘邓石如学习隶书也从郑簠入手。人们在讨论其他隶书家的成就时，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郑簠进行比较。但从康熙后期开始，自己却遭到陈奕禧、王澍等人的严厉批评，甚至是嘲弄。那时书坛上崇尚以伊秉绶为代表的简静、朴拙的隶书风格，打破元明以来隶书的刻板气的郑氏，从曾饱受赞扬的“飞动”被诋为机巧与不古。对郑簠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乾嘉以来学者的当代趣味所致。
身后遭到如此激烈的批评，是当时如日中天的郑簠所不能预见的。郑簠隶书强调书写性与写意性正是其可贵之处。毕竟和大多数庸庸碌碌，只会走前人老路的书法家来说，能创造出自己的独特书风，真是太珍贵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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